古早e干豆--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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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六十自定稿

臺北關渡之地名學的研究

 

一、引言

「地名學」是文化史上極有意義而又頗饒興趣的一種新的研究途徑。

我們從臺北坐火車到淡水去,在過了老北投即將穿越山洞之前,有一個小站,名曰「關渡」這是研究臺北地形、臺北地理變遷、臺北拓殖以及臺灣宗教史的一個重要地點。可是二百年來,這地方已更換了十一個名字,至少是十一種寫法;而上面所說的幾種研究,都可以從追溯那地名的淵源和沿革而獲得證明。

 

二、 臺海使槎錄對裨海紀遊有關甘谷門一段記述的刪改

三十九年春,「臺灣文化」季刊第六卷第一期發稿時,編者(已故陳紹馨先生)因陳奇祿、宋文薰兩先生合譯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兩先生合撰的一篇「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引證一段裨海紀遊的文字,他知道我正為這本書作校勘,便託我過目:我一對之下,發現那一段引文,節刪很多,錯誤也不少。和任何一個「裨海紀遊」的版本都不同,尤其是原書的甘答門被寫為關渡門,我猜測或許又是一個異本。當時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喜的是希望又可獲得一個異本,憂的是萬一不是出於異本,而為後人刪改,又為後人相互抄襲,以誤傳誤,糟到如此地步,那才令人可怕了!我現在先把金關先生等原文和校註錄在下面:

「從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豪按峙之誤),曰關渡門(豪按原作甘答門),水道惡(豪按甚之誤)隘;入門水忽廣漶,(豪按應在廣字下點斷,漶字連下讀)為大湖,渺無涯溪(豪按涘之誤)。行十里(豪按原作行十許里,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里(豪按里字衍)餘里(豪按此處應點斷)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豪按刊出時,譯者有按語曰:「本節『裨海紀遊』文字,係據方豪先生合校本底稿,未刊。」

以上五十四字,誤字三,異名字二,脫字三,衍字一,誤點一,漏點一,共誤十一,約為全文五分之一,可知我說它糟,確是實在情形。但還有一個更大的錯誤,那就是原書在「行十許里」之下,還有七十七個字。引文也都刪去了。錄如下:

「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余為區畫,以設大鑊者二,貯硫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為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臧獲共處者三,為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

所以,依據原文,「高山四繞」云云,是張大說的,但在金關、國分二先生文中,因為刪去了幾十個字。張大這個人就失了蹤,他的話也成了「裨海紀遊」作者郁水河自己的口氣。當時我徵得編者同意,先把這段文字,用我的校稿來代替,暫把他們的引文保留下來,以待研究。

不久,該文譯者之一宋文熏同學(現任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授),發現金關、國分兩先生的引文和人類學先史學講座第十卷(昭和十六年六月東京雄山閣發行)所載宮本延人著「臺灣先史時代概說」一文所引的一段「裨海紀遊」,完全相同;於是我就打聽宮本先生的日本通訊處,希望能探知他所根據的是什麼本子:我的信尚未發出,我已在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十,附載,和余文廣續修「臺灣府志」(以下簡稱「余志」)卷十五風俗三,番社風俗二,淡水廳二附考中,找到了線索,原來他們的引文都和「使槎錄」及「余志」相同,而二書又註明出於「裨海紀遊」。第一個引用這一段文字的人, (也許就是宮本)不知原文已經刪改,沒有查原書,直抄余志,所以上了當。金關和國分又直抄宮本的引文,又土了宮本的當。我怎麼敢這樣說呢?因為宮本文中所有的錯誤,脫字和衍字,全部被他們保留下來,這還不是很好的證據嗎?大正四年(民國四年)四月出版武內貞義著「臺灣」第二編第二十章臺灣探險家及臺灣介紹者,「裨海紀遊」第二節,亦譯自「余志」。我何以知道他們是直抄或直譯「余志」呢?因為「余志」曾改「使槎錄」的干豆門為關渡門,八里坌為八里分,澹水為淡水,嘮灣為武勞灣,而他們書中這幾個地名都和「余志」相同。

然而與本文有關的收穫卻在「關渡」一名。我先向一位研究臺灣史很久的某君請教,他毫不思索的對我說關渡是新名,最早不出百年。所以一定是後人改的。後來我在幣原坦著「向南方文化之建設」書中第十四章「金.硫黃及石炭之探查」文中(三二三頁),見他在甘答門下註曰:「今之關渡」,更相信關渡門確為新名。可是我再進一步研究的結果,發現「關渡門」二名的歷史也相當早,已超過了二百年,並且更得到了其他若干異名。

 

三、康熙年間干豆一名之通行

「余志」卷一封域,山川附考,有一節專述「關渡門」,並註明來源為「諸羅縣志」;我大為驚奇,以為「諸羅志」修於康熙五十六年,比郁水河來臺灣祗晚了二十年,安見得郁水河書的原文不是關渡門呢?迨一查「諸羅志」卷十二雜記志外紀,則原文是干豆門,關渡門依然是「余志」改的。文中還有「峰仔」一個名字,「余志」也擅改為「峰紫」。「余志」所改的地名都比較原名更雅馴些。康熙四十五年(一七○六)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臺灣府部彙考,山川考有干豆門山;南嵌港條下亦述及干豆門;惟淡水港條作「豆門」,漏「干」字。原書註明「府志」,蓋指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高拱乾修「府志」。

「諸羅志」原文如下:「干豆門從淡水港東入,潮流分為兩支:東北由麻少翁、搭搭悠,凡四五里至峰仔峙,西南由武膀灣至擺接,各數十里而止。包絡原野,山環水聚,洋洋乎巨觀也。」

干豆門一名,在康熙時頗為通行。「諸羅志」卷一封域志山川中提到干豆門的地方很多,如曰:「循港逆折而東為干豆門。」「合觀大山,遙接乎干豆門諸社者,為查內山。……自干豆門穿港以西,雄偉傑出於淡水港之東南者,曰八里岔山。」卷十一藝文志阮蔡文「淡水」一詩中,也有句曰:「大遯八里岔,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雙港南北匯。」此詩亦收入連雅堂著「臺灣詩乘」。阮蔡文康熙五十二年詢北路營參將,故曾親來北部視察,時在.「諸羅志」修成前四年,著有淡水紀行詩一雋。「諸羅志」記錄的詩文,當然作於「諸羅志」之先,而現在比較容易看到的「臺灣全誌」本「諸羅志」,又把阮蔡文詩中的干豆門誤印為干豆門,不知底細的人,又將以誤傳誤,再勞後人去作考證了。

康熙五十四年阮蔡文又作祭淡水將上文,見「諸羅縣志」藝文志。起句即曰;「大遯之山兮,干豆之水;神龍所居兮,百怪所倚。」

「諸羅志云是周鍾瑄邀請陳夢林纂修的,鍾瑄以康熙五十三年任諸羅縣知縣。他的紀游詩中有二首題曰:「干豆門苦雨」。但在「余志」卷二十四藝文五,詩二,卻又被改為「關渡門苦雨」。時代更後的「淡水廳志」(卷十五千附錄二,文徵下)更依襲「余志」而作為「關渡門苦雨」了。這二首詩作於何時,不可考,不過在他後一任的諸羅知縣朱夔是以康熙五十八年受任的,這詩必作於康熙五十八年前,連雅堂「臺灣詩乘」亦收其一,並註曰:「按干豆門一名關渡,為臺北通海之道。」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藍鼎元平朱一貴之亂,有「檄下加冬李守戎」,載所著「東征集」卷二,曰:「查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門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夥長許拔四人,皆能通番語。」

「臺海使槎錄」(詳下)卷六,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十附載,錄「裨海紀遊」,將甘答門一名恢復為干豆門。

 

四、干豆門比甘答門早

那末干豆門一名究竟起於何時呢?「裨海紀遊」的甘答門是不是比干豆門更早呢?一定有人會去查比「余志」更早的府志。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高拱乾修「臺灣府志」(以下簡稱「高志」)卷一封域志「山川」在「諸羅縣山」下即有「干豆門山」,註曰:.「干豆門山有二:一在淡水港西,二山來港如門柱然,故名。」「水道」在「諸羅縣水道」下:「一曰南嵌港……東受干豆門一流,而西歸於海。」又:「一曰淡水港,從西北大潮過淡水城,入干豆門入轉而東南……」其他述及干豆門之處尚多。地圖第三葉亦有干豆門。

「高志」早於「裨海紀遊」者三年,可見干豆門一名至少當早於甘答門三年。

晚於.「裨海紀遊」十三年之周元文修「臺灣府志」,(以下簡稱「周志」),僅增補「高志」原板而已,有關干豆門之記述,與「高志」全同。

干豆門一名之出現實遠比「高志」為早。鄭氏降清在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次年秀水杜臻卸奉命巡視臺澎,著有「彭湖臺灣紀略」,曰:「又東過江十五里,至淡水城。此所謂北淡水也,寇亦置戍,為北面重鎮。江源有二:皆出於東境大山,峻灘斗瀉。一經首冕社,一經房是仔社,皆西流至外八投社而合。合處有峭壁夾峙於江之東西:曰干豆門。」而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鄭開極修「福建通志」亦稱干豆門。

拙文初發表於「文獻專刊」一卷四期時,僅見「余志」,認為甘答門一名既見「裨海紀遊」,當然比干豆門早,及讀「高志」及「彭湖臺灣紀略」,乃恍然干豆門一名已見於臺灣初入清廷版圖之時,早於「裨海紀遊」之稱甘答門凡十三年。

 

五、干豆的另一寫法干脰

但干豆一名,另有一種寫法,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第十四篇拓殖沿革,第一章限制拓殖期,錄康熙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臺灣,鳳山縣正堂紀錄八次署諸羅係事宋,為懇給單示以便墾荒裕課事」文書,此文書原已發表於「臺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二號「有關臺北地方開墾之古文書。」原紙寬三尺,長五尺餘,為萬華大地主江文光氏家職物;年月日上有諸羅縣印,亦影印於該誌第二卷第一號。告示有云:「查上淡水大佳臘地方,有荒埔一所,東至雷區、秀朗,西至八里分、干脰外,南至興直山腳內,北至大浪泵溝,四至並無妨礙民番地界。……」所謂鳳山縣正堂宋,名永清,奉天正紅旗人,康熙四十三年任,見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陳文達「鳳山縣志」卷四株官志,知縣。假如「臺灣文化志」的原稿沒有抄錯,印刷也沒有錯,那末這是干豆另一別名。

 

六、肩脰與干荳

此外又有「肩脰門」一名,出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黃任巡臺御史在康熙六十一年,其書成稿於雍正二年,刊行於乾隆元年。所以這一名字的出現,至少應該在雍正之前。見卷一赤嵌筆談,形勢:「上澹水在諸羅極北,……外為澹水港,八里岔在港南,圭柔山(一件雞柔)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束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朥(月與勞之合字)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肩脰門,(原註一作干豆)。」「使槎錄」赤嵌筆談卷三末錄「海外紀略」,亦用肩脰門。

但出於上文的這一名字,到了「余志」卷一封域,形勝附考轉引時,又被誤為「宥脰門」。附註曰:「即關渡門」。

雍正五年貳月初八日「特簡州正堂管彰化縣正堂張,為請墾荒埔以裕國課事」文書中有云:「弘(貢生楊道弘具稟)查興直埔有荒地一所,東至港,西至八里岔山腳,南至海山山尾,北至干荳山,堪以開墾……」(見「臺灣文化志」同上)干荳(如果原文真的是如此寫)祇是干豆的不同寫法,豆荳是相通的。

和纂修「諸羅縣志」同一年——康熙五十六年,福建巡撫特調陳瑄為淡水巡察,他曾遍歷淡水各番地,著有「澹水各社紀程」,見「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十附載,也用干豆門一名。

 

七、 墘竇一名的來歷和意義

「淡水志」卷十五下附錄二,文徵下,有吳廷華「社寮雜詩」二十首,其一曰:「墘竇門邊淡水隈,溪流如箭浪如雷;魁籐一線風搖曳,飛渡何須蟒甲來?」註曰:「北淡水港,水流迅急,番人架籐而渡,去來如飛。」從詩的描寫和註語看來,墘竇疑又是干豆的另一種寫法。

連雅堂「臺灣詩乘」也採錄廷華詩十首,而沒有上面一首。詩前對撰人作介紹說:「吳廷華不知何許人。有『社寮雜詩』十首,載於『淡水廳志』。社寮者番社也。顧以起句觀之,當為乾隆初人。」另詳余所著「吳廷華生平及其來臺年代與有關臺灣的詩」一文。

干豆一名先於墘竇,照以上列舉的文獻,實無問題。但以常例來說,簡寫的名字,往往是比較後起的。如利瑪竇的竇,在郁水河的海上紀略中就簡作豆,而竇實在先。

但墘竇之所以為後起,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吳廷華(或別人)厭舊名太俗,而想改為更雅馴一點。可是他只能改換兩個同音字,不能離原名的讀音太遠,經過一番研究,他用了譯音而又有含義的辦法,採取了「墘竇」二字。臺灣地名中用墘是常見的,現在是用為水邊的解釋的,但原來的用法,是指溪、河,或已枯乾的溪河。「淡水志」卷二對域志山川,北路溪中就有大溪墘」一名,明明就是指溪,並且又流經干豆門。同志同卷曰:「大溪距城北五十里,……由南崁東受關渡門水,西入海。」所

以大溪墘就是大溪的別名。竇者口也,墘竇就是大溪墘口或大溪口的意思。溪口一名在大陸上極普遍,想不到甘答或干豆,竟能一變而為有「溪口」意義的名字——墘竇。也實在是很有趣味的研究。

 

八、關社與關豆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以下簡稱「劉志」)卷三山川「磺山」下曰:「祐武乃山……遙接關杜門。」.「西極港口,循港而東為關杜門」。又「八里岔山」下曰:「自關杜門穿港而西」。又.「南崁港……東受關杜門水,西入海。」「長豆溪,.海口至關杜門,水程十里。」「磺溪……西過內北投,出關杜門。」但書首淡水圖上則又作「關豆門」。

 

九、關渡一名的盛行與關渡媽

但關渡一名,究竟始見於那一年呢?

「劉志」卷五城池,橋梁附,彰化縣有「關渡門渡」。按當時臺北一帶在彰化縣轄治內。又地輿,福建臺灣全圖,淡水圖則作關豆門。而「劉志」.與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范咸修「府志」(以下簡稱「范志」)並有「關渡莊」名。

「范志」不僅喜歡把前人所用干豆、干荳、肩脰、干脰、墘竇、甘答、關豆、關杜等名字,改為關渡,並且在「府志」中,一再提到關渡,很注意這地方。「文重詞複,中必有美」,關渡既有如許文獻,當然值得研究。「范志」卷一封域「山川」,淡水廳一節中,「礦山」「八里岔山」「磺溪」「淡水港」「南嵌港」下都提及關渡門。且特列「關渡門山」,曰:「在廳治東北一百六十里。」

從上引各種文獻,我們已可知道在康熙初年,現在的臺北市還大部在水中,這是從「裨海紀遊」關於甘答門的描寫而得知的;又從田地文書而知那地方是怎樣在康熙年間,開始墾荒的;然而那地方的另一重要性是特別與臺灣佛教史有關的。俗曰:「關渡媽祖真是興」,所以談到這地名,不能不一談地方的廟宇。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修「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寺廟,天妃廟:「一在淡水干豆門,五十一年通事賴科鳩眾建,五十四年重建,易茅以瓦。周鍾瑄顏其廟曰靈山。」這靈山廟和干豆門在「諸羅志」原有的地圖上可以很清楚看出,廟稱靈山宮如文末附圖。但現在通行的「臺灣全誌」本「諸羅志」是沒有圖的。

同上古蹟門.靈山廟記曰:「在淡水干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瀾甚壯。康熙五十一年建廟以祀天妃。落成之日,諸番並集。……」

根據這兩節記載,靈山廟即天妃廟,初建於康熙五十一年,廟前就是「巨港」,那巨港是「波瀾甚壯」的。三年後重建,但只是「易茅以瓦」。

所奇者乾隆十二年范咸重修「府志」,不記此廟,十三年後余文儀續修「府志」,乃對此廟敘述甚詳,關渡之名亦以此而大著,「余志」卷七典禮,祠祀,淡水廳下說:「天后廟……一在淡水關渡門,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諸羅知縣周鍾瑄建。」「諸羅志」說康熙五十四年三七一五)重建,周鍾瑄題為靈山廟,「余志」卻把周鍾瑄的工程後移二年,說是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諸羅志」就是周鍾瑄在自己諸羅知縣任內所發起修的;「余志」晚了四十餘年,我們當然更相信「諸羅志」。

可是同治時修的「淡水廳志」卷六典禮志祠祀,天后宮條下,比「余志」所記更晚兩年。原文如下:「天后宮……一在關渡門,原建山頂,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移建山麓。」又註曰:「『何志』作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知縣周鍾瑄建。」「廳志」已發現年代有異,雖提出「余志」所記不同年代,但又不敢胡說「余志」有誤,不過,無論如何,「廳志」總是認為康熙五十八年從山頂移於山麓是對的。所以只把「余志」所記附作註語。

在我們對上面三種年代未加判斷以前,從「淡水廳志」至少獲得了一點資料,那就是天后宮原在山頂,後移山腳。「臺灣文化志」中卷第七篇第三章「天妃及其他海神的信仰」,也注意到三本方志所記三種不同的年代,於是伊能嘉矩企圖加以解釋,說:「『諸羅縣志』所謂建於康熙五十一年,乃指山頂創建而言;『府志』所謂康熙五十六年,是指移建山麓動工之年;『淡水廳志』所謂五十八年,則指落成之年。」伊能能這樣注意到年代,讀書的細心和觀察的敏銳,實令人欽佩。不過,作者還有不能同意的地方。對於第一說,康熙五十一年建於山頂,我沒有異見;但移建山麓的工程,要費時兩年,這是不可信的:因為照郁水河所記當時甘谷門附近情形,廟宇也必然很簡陋,不會有兩年以上的工程的。伊能嘉矩只是想為幾個不同年代尋求調和的解釋,就不得不作上面的假設。

其實,「諸羅志」還有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一個時代,伊能是遺漏了。

依照史源學,根據史料鑑別法,對於那天后宮最初創建的年代,我們只有相信距離創建年代最近的「諸羅志」;對於後來移建的年代,既在「諸羅志」之後,那當然只有相信移建後所修的方志。不過,「余志」並沒有說是移建,而建造者又是同一人,所以很可能是把五十四年誤為五十六年,是同一事的誤記,而不是兩件事。所以按照年代言,「余志」出版在前,當然比「淡水廳志」更可信,但為了「余志」有誤,我們就不得不信「淡水廳志」。

  照這個原則我列表如下:

康熙五十一年 賴科建於山頂。(諸羅縣志)

康熙五十四年 周鍾暄重建,易茅以瓦,額曰靈山。(諸羅縣志)仍在山頂。

康熙五十六年 周鍾瑄建。(余志誤記。)

康熙五十八年 移建山麓。(淡水廳志)

到此,我們如果能再向前跨進一步作更進一層的觀察,就會追問:好好在山頂的廟宇,剛剛重建四年,為什麼要移到山麓來呢?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我判斷移建山腳的原因就是為了淡水河水位的降低,這是臺北地理史上一件大事,這對於臺北的開發,包括移民屯墾在內,有很重大的關係。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我在公論報「臺灣風土」第一一七期發表「清初淡水河第一次水位降低的年代」,即從關渡天后宮移建年代考證而定,該文茲不再收入本書。

廟宇之建於山頂,有時純粹是為了風景或風水。然而.關渡門天后宮,在康熙五十一年時,實不得已而建於山頂。因當時水位甚高,天后宮雖在山頂,但離水面並不太遠,行人進廟膜拜,並無不便。康熙五十四年情況如舊,因此重建時,仍在原址,僅易茅以瓦而已;改地點此易茅以瓦更重大,如果五十四年已移建山麓,「諸羅志」不致只記易茅以瓦,而不記移動廟址的。所以我判斷淡水河在清初第一次的水位降低,是在康熙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一等年。為了行人和渡口的方便,天后官也只得往更近水面的山腳移建。但因為雍正以後,水位仍在繼續降低,所以現在的天后宮,離水面仍然高出很多。這是因為在下面已沒有更適當的地勢,而上面的交通路線。早已非常方便,沒有改建的必要了。

我曾親往當地考察,照我現在所搜得有關當地媽祖廟即天后宮的文獻,以關渡一名最為普遍。「余志」之所以處處改干豆為關渡,固然因為更雅馴,但亦因關渡一名,採用的人漸多,到乾隆時,干豆一名已有漸被淘汰之勢;可是關渡一名之所以能推行,不能與媽祖廟無關,因為關於媽祖廟的文字記錄,既然都用關渡,關渡一名,就因廟而傳,亦可見地名與宗教的關係。

 

十、關渡與關渡先生

關渡一名,到咸豐年間,更因人而得名,那就是因為地方上出了一位研究易經的鴻儒黃景寅先生,學者稱關渡先生。「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有傳,曰:「黃敬字景寅,淡水干豆莊人。干豆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連先生這一段文字的前二句,在「淡水志」卷十六志餘,卻作:「黃敬字景寅,貢生,芝蘭堡關渡莊人。」連先生書出版,後於「淡水志」九五十年,連先生抑喜歡接上一個古名,不作關渡莊而作干豆莊,也許連先生的用意,就是怕人不知關渡先生的來歷,所以先繞一個圈子,說他是干豆莊人,然後再來一個說明:「干豆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但也可以看出來,稱地方名儒,是不能不用更雅馴的「關渡」二字。

連先生在「臺灣詩乘」卷一周鍾瑄「干豆門苦雨」詩後,也解釋說:「按干豆門一名關渡,為臺北通海之道。」

 

十一、關渡的藤渡與船渡

可是以關渡來改稱以前的甘答或干豆等名稱,不完全是為了雅馴;如果只是為了雅馴,墘竇二字是足夠雅馴的了。以關渡代干豆或甘答等名字也實在是採用了兼有意義的譯音辦法。

從吳廷華的詩,我們知道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時,那地方的番人還習慣用籐渡的辦法,而不必用獨木船。所以說:「魁籐,一線風搖曳,飛渡何須蟒甲來?」註語又說:「番人架籐而渡,去來如飛。」

然而到了雍正十年,漢人來墾荒的多起來了,他們沒有這種籐波的技術,就不能不正式成立船渡的碼頭,加上譯音的近似,於是關渡一名便告成立。「臺灣文化志」下卷十一篇第三章也說雍正十年間,漢人墾成之地有水湳庄、墘溪庄、中洲埔庄等;他並認為這些地名與地形原狀有關。更可證我上文確定吳廷華詠墘竇詩在雍正十年,理由是很充足的。我對於關渡一名原義的揣測也不是沒有根據的。乾隆十二年范咸所修「府志」卷二「橋梁」已有「關渡門渡」一名。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朱景英著「海東札記」一卷「記巖壑」曰:「關渡門從淡水港東入,潮流分為二支:西南至擺接社止,東北

至峰紫嶼止。番民往來俱用蟒甲。蟒甲者,刳獨木為舟也,大者可容十三、四人,小者三、四人,划雙槳以濟,蠻奴習焉。」當時坐獨木船的只限於高山族人,漢人恐無此膽量,故必須造正式渡船。「淡水廳志」卷三建置志橋渡口:「關渡口渡,廳北百二十里,(廳治在新竹)興直堡艋滬往來適中之區。」艋為艋舺即萬華;滬為滬尾即淡水。「淡水志」共舉渡四十六,有註明「官渡」的,有註明「義渡」或「民渡」的,有註明「大船」「中船」「小船」和船的數量的,有註明渡稅給某廟為香資的,亦有註

明設置年代的,惜關渡口渡,一無所註。我認為這是義渡。因為凡有渡稅結廟宇為香火錢的都是義渡,而且「淡水志」提到約兩座廟宇都是天后宮,關渡亦有天后宮,所以關渡的渡稅亦必給當地天后宮為香資。至於設渡的年代,淡水廳志所記最早的是乾隆四十六年所設龜山頭渡。照文獻所記,關渡地勢遠較各渡為重要,所以設渡的年代一定最早,我推測就在雍正十年後不久,即已

廢藤渡而完全改用船渡了。

然而我並不是說在藤渡時代,完全沒有船渡,不然,吳廷華詩中所謂:「飛渡何須蟒甲來」,就沒有意義了。蟒甲後來改稱艋舺,即番語獨木船;獨木船是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遊歷淡水港時就已看到的,我只是說正式在那裡成立一個渡口,有經常候渡的船,有規定的渡稅等,同時又完全廢去籐渡的辦法,也就是「關渡」一名的正式確定,恐怕要遲到雍正十年後或乾隆初年。而乾隆二十五年余文儀續修「府志」,不僅處處用關渡二字,且在卷二規制,橋樑中淡水廳條下,亦已有「關渡門渡」一名,所以設渡年代也必在乾隆二十五年之前。

 

十二、官渡一名之專用

「淡水志」以「官渡」與「民渡」為對稱,蓋視出資創辦維持者為官府或民間而別也。余前云:「淡水志」所舉四十六處渡,十四處為「官渡」,但因此處「官」字適與甘、干、墘、關等者相近,「官渡」乃專指「關渡」,惟見諸於詩文者,亦僅林占梅一人而已。

占梅,淡水人,有「潛園琴餘草」,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前所作詩中有一題曰:「官渡門兩傍極似嚴子陵棲隱處」;又有一題曰:「薄暮獅頭巖望官渡,疊前年韻」,兩詩前後均為有關劍潭寺、芝蘭莊、八里分港、滬尾(今淡水)、圓山之作,可知必指關渡。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所作詩中,有「官渡舟夜」「官渡舟行」諸題,而前後詩所吟者為觀音山、艋舺、擺接、金包裹、青潭、雙溪、內湖、新莊等處,皆近關渡,則此官渡必為關渡之又一異稱,但除林占梅外,尚未見有他人用之者。

 

十三、江頭的新興

關渡一名,從乾隆以後,一直很通行。全淡八景中固然有所謂「關渡劃流」,修「淡水志」的楊雲滄先生浚所作八景詩也有「關渡劃流」一首,見「臺灣詩乘」;但林逢原所詠淡水八景詩,則作「關渡分潮」,亦見「淡水志」卷十五下。

日據時代,關渡被另加上一個新名而變為江頭了。「大日本地名辭書」卷六臺灣之部,出版於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也提到「江頭」,但也只是說:「又近時通用字音相近的江頭二字」,沒有說出確實的年代。

余藏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九月廿三日發行之「大日本帝國臺灣島全圖」已有江頭名。但明治四十四年(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三月,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臺灣鐵道史」中卷第二款線路測量,第四章支線,第一節淡水支線,謂淡水線之測量著手於(明治)三十三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一)一月,二月完畢,該節敘述時仍稱關渡。

    又同卷第三款建設工事,第二章淡水支線謂明治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成立臺北建設事務所,以技師稻垣兵太郎為所長,並成立山仔腳及江頭兩派出所。……此一派出所之設置時間為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九日至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可知江頭之名,至遲在明治三十年已成立,至鐵路築成,更被正式採用。但事實上,「江頭」一名只用於車站和附近的隧道,行政上仍沿用「關渡」。大正九年(即民國九年)前,稱為「臺北廳芝蘭二堡關渡莊」,大正九年改稱「臺北州七星郡北投街嘎嘮別字關渡」;而該地國民學校和警察派出所,一直到日本投降時,仍冠以「關渡」二字。

 

十四、關渡地名最早起原的探究

    這個地名最初是怎樣產生的呢?這是我們討論到最後所必然要發問的一個問題。

    臺灣地名的來源,不外四種:一是大陸移民命名,二是山地同胞命名,三是歐洲人命名,四是日本人命名。關渡地名的來源是屬於郡一種的呢?

關渡這個地名的最早寫法是干豆,它的原名我想是西班牙文Casidor。下面是我要舉的理由。

    1、西班牙人稱淡水河為Kimazon,稱淡水港為Casidor(譯音當作干西豆),而淡水港與淡水河的分界就是干豆門。

    2、Casidor讀音與干豆極似。漢文譯音,中間略去si音,這是譯音中常見的。

    3、西班牙人稱淡水港為Casidor,在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比郁水河所記甘答一名早六十八年,比杜臻所用干豆一名亦早五十六年,我們並沒有找到比這個西班牙名更古的名字。但最初實由番文轉為西班牙文讀音,然後再轉為漢人讀音,因為漢人到臺北定住,已遠在西班牙人退出以後,漢人大概不會直接從西班牙人或西班牙文取得干豆的譯名。

    4、西班牙式名字,在臺灣北部被保留下來的不只干豆一名,三貂角(或作三朝,或作山朝)原名便是San Diago所以干豆、甘答以至關渡之源於西班牙名,似已無疑義;但我仍懇切的期待著讀者高明的指正。

 

十五、結論

    這篇文章,是三十九年四月就開始寫的。我從三十八年暑假起就為「裨海紀遊」作校勘,因為書中有甘答門一名,所以對於它的異名,非常注意。但是我萬萬料不到,寫到今天,竟會長到這個地步!原來的題目是「臺北江頭異名考」,然而研究的結果,半途發生了很多問題,也就發現了一部分舊文獻,又隨時獲得了不少新看法,雖然略嫌軼出題外,但在我毋寧是愉快的!因此在將完稿的前後幾天,包括雙十節在內,我總是每天從清晨工作到燈火通明,樂此不疲。現在讓我把幾點收穫總報告一下:

1)確定了關渡十一個漢文異名的最早見於記載的年代。

2)證明了它的最早來源。

3)發現了淡水河第一次變遷的年代。

4)指出了那地方籐渡廢止和成立正式船渡的年代。

5)考定了吳廷華的來臺年代。(現已另寫一文)

6)校正了「臺灣府志」(余志)「裨海紀遊」引文的脫誤和日人轉引之誤。

 

(附) 關渡異名文獻年表

Casidor 西 班 牙 文                   明 崇 禎 二年(一六二八)

干 豆   澎湖臺灣紀略                  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

干 豆   臺灣府志                      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

甘 答   裨海紀遊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

    墾荒文書       陳賴章稟帖     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

    淡水紀行詩     阮蔡文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

    淡水各社紀程   陳璸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

    紀遊詩         周鍾瑄         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前

    臺海使槎錄     黃叔璥         康熙 六十一年(一七二二)

    墾荒文書       楊道弘稟帖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

    社寮雜詩       吳廷華         雍正十年(一七三二)

    重修臺灣府志   劉良璧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

    重修臺灣府志   劉良璧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

    重修臺灣府志   范咸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

    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

    臺灣島全圖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

(附註:臺灣光復之初,淡水線江頭車站一名沿用頗久。杜甫詩曰:「每日江頭盡醉歸」。杭州南星橋一帶文字上稱江干.口語皆稱江頭。民國四十年後改稱關渡站。」

(此文初稿題為「臺北江頭之地名學的研究」,發表於「臺灣文化」第一卷第四期,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出版:五十七年七月修正,改今題。」

 

徵引書文目

澎湖臺灣記略

裨海記遊

臺海使槎錄

東征集

海東札記

潛園琴餘草

周元文修臺灣府志

陳文達修鳳山縣志

向南方文化之建設

臺灣慣習記事

吳廷華生平及其來臺年代與有關臺灣的詩

清初淡水河第一次水位降低的年代

臺灣通史

劉良璧修臺灣府志

彰化縣志

臺灣先史時代概說

臺灣鐵道史

臺灣詩乘

范咸修臺灣府志

淡水廳志

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

鄭開極臺灣通志

余文儀修臺灣府志

古今圖書集成

大日本地名辭書

高拱乾修臺灣府志

諸羅縣志

臺灣文化志

大日本帝國臺灣島全圖